1938年秋天的宜昌码头，堆着九万吨器材和三万多人。中国的兵工厂、航空厂、钢铁厂，几乎整个民族工业的家当，全挤在长江边等船。枯水期还有四十天。过了这四十天，船进不了川，这些东西要么被日本人炸掉，要么拱手送人。 卢作孚到了。他手里是民生公司的二十二艘轮船，最大的一艘一次装六百吨。按正常运力算，把九万吨运完需要一年。他没有一年。他算出了一套别人算不出来的账：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分段转运，船不空跑。四十天，人员全部运走，器材运走三分之二。后来有人管这叫“中国的敦刻尔克”。但敦刻尔克是军队撤退，宜昌撤的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命脉。敦刻尔克有皇家海军，宜昌只有一家民营航运公司。他救了中国，却救不了自己。死后，他的名字被抹掉整整三十年。 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出川部队二百七十多万人，其他人员一百五十余万，物资约一百万吨。代价是十六艘船被炸沉炸伤，一百一十七名员工牺牲，六十一人致残。 做完这些之后，卢作孚没有变富。他创办了那么大的一个公司，自己不拿股份，住的房子是借银行的宿舍，家里的家具是向民生公司借的。他死前留下的遗书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梁漱溟说他“为商不有，庶几可比于古之贤哲”。一个手里过过千万资产的人，死的时候连一张桌子都不是自己的。 1949年，他人在香港。台湾方面来人请他，他谢绝了。他带着民生公司的船队回了大陆，把公司交给了国家，率先实行公私合营。毛泽东后来回顾民族工业时说，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不能忘记。这句话他说了，但卢作孚没有等到听见的那一天。 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服用过量安眠药去世。那一年“五反”运动正在铺开，民生公司内部有股东闹事，有职工舞弊，有轮船触礁。他每天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那一天多服了几片。相关领导事后向中央检讨，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腐朽的一面”。一个把整个国家工业从长江边抢回来的人，死在了“反动资本家”这顶帽子落下来之前。 更漫长的事发生在死后。他的名字从公共记忆里被抹掉了。他的长孙女卢晓蓉说，祖父被淡忘了将近三十年，她自己在学校里因为“反动资本家的孙女”这个身份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那个在宜昌码头上四十天没合眼的人，那个把中国工业从日本人手里抢出来的人，在之后的三十年里，成了一个不能提的名字。 2010年，有人问一个编剧在写什么，编剧说写卢作孚。对方问：卢作孚，什么孚，是跟叶挺打了一仗那个吗？一个救了国家工业命脉的人，被忘成了一个跟军阀打仗的模糊影子。直到近些年，他的雕像才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关于他的书和纪录片才慢慢多起来。 卢作孚这辈子做过的最大的事，是在四十天里把一个国家搬过了长江。他做过的最难的事，是搬完之后，没有把任何一样东西搬进自己家里。他救了中国，救不了自己。他死后被抹掉的三十年，不是他一个人的空白，是一个时代对自己做过的事，选择了不看。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