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月，队伍走到陕北，邓颖超察觉到自己身上起了变化。低烧退了，痰里的血丝少了，几个月前还咯个不停的病灶，竟一天天安静了下来。她后来在回忆里写，奇怪的是在一年行军的锻炼中，肺病竟不药而愈。 这话乍听像谜语。一个出发前就要人抬着走的重症号，路上没有药，没有像样的医生，没有一天安稳觉，病反而稳了。把它当成“长征包治百病”的证据，显然说不通；可它也不是编的，就写在她本人的回忆里。要解这个谜，得先弄清她的病是怎么来的，再看清这一路上她的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 病根是几年前扎下的。早些年她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白天伪装身份，晚上刻蜡纸印文件，住处潮，吃的差，结核菌就趁这个空子在肺上落了户。等她到中央苏区，条件好一些，可苏区最缺的就是药，病灶一直压不住。 到一九三四年秋天队伍开拔前，她时常低烧，大口咳血。她心里有数，怕拖累大部队，主动提出留在地方边休养边工作，周恩来的回复是组织决定的事，个人改变不了。她被编进干部休养连，跟着军委卫生部走。 后来的事实说明这个决定救了她，她撤离之后，留在苏区的人处境极险，她的母亲就被捕了。她晚年常说自己是幸存者，话就是从这儿来的。 跟她同行的三十来名女同志，多数也编在这支连队里。这支队伍是湘江血战之后在黎平整编出来的，全连三百来号人，老同志、伤员、女同志、机要人员各编各的班，连长是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长侯政，党总支书记是董必武。周恩来点将时交过底，说连里每一个人都是党的财富，损失一个要拿连长的头见。这不是吓唬人。 湘江一役中央红军从八万多打到三万多，能把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这些老人，连同贺子珍、蔡畅、邓颖超这些病号伤号囫囵个儿带出贵州，靠的就是这支连队近乎苛刻的纪律。邓颖超在连里挂着党总支委员的名，管思想工作和群众纪律，担架边常年搁着一个小茶缸当痰盂，痰里常带血丝。 可在连里人眼里，她不像个病号，行军途中同连的廖似光刚生产完，她把自己的担架让了出去，自己扶着警卫员的手臂往前挪，四渡赤水期间休养连同敌军遭遇，重病中的她也端起枪站在队伍里。一个吐着血的人站在那儿，比什么动员讲话都管用。 一九三五年八月，轮到她去守护别人。部队到毛儿盖，周恩来高烧昏迷，肝区肿大，诊断是阿米巴肝脓肿。按理得马上排脓，可红军的医疗条件做不到消毒，更不能开刀穿刺，只能拿冰块冷敷降温，引导脓液往下走，等于拿命去赌。 邓颖超自己的肺病远没好利索，却在他床边守了三天三夜，擦身、换冰袋，夜里借着油灯的光，从他换下的毛背心上一个个掐虱子，掐得指甲都染红了。周恩来醒过来之后，两人各自拖着病体进草地，那一段是陈赓、杨立三等人硬用担架把他抬出去的。 邓颖超在草地里自己差点交代了。一天她骑马跟在担架后面，连人带马陷进沼泽，越挣越陷，后面的同志赶到才把她拽上来。天降大雨，浑身湿透，第二天就拉肚子、发起高烧。 在草地那种地方，这两样几乎等于判了刑。她硬撑着走了七天七夜，最后一天望见人家养牲口的房子，兴奋得不行，那房子上头住人底下养牲口，她虚弱得上不去楼，一头扑在牛羊粪堆上躺了两个多钟头，直到蔡畅几个同志赶来把她架上楼。 就是这样一副身体，到了陕北，病却稳了。这事放到今天的医学眼光下看，能讲出个大概。链霉素要到四十年代末才广泛应用，她走长征那几年，全世界的结核病人靠的就是疗养院那一套，静养、营养、新鲜空气、阳光，能不能活，全看自身免疫力和病灶处在哪个阶段。 一九三七年她化名“李知凡太太”秘密住进北平西山的平民疗养院，片子出来，原先的空洞已经闭合，肺上留下钙化的瘢痕。所谓钙化，不是把结核杆菌杀干净了，是免疫系统一层一层用钙盐把病灶糊死、封在里头，让菌蛰伏下来翻不了身。 把这几层摆开，能看出几条道理。头一条是气候。长征一路经过的川西、甘南多是干燥的高地，比起上海和赣南的潮湿闷热，呼吸道反复感染的机会确实少，干燥环境减少继发感染，正是当年疗养医学认的路子，她等于被动做了几个月“行军疗养”。第二条是应激。 一个重症病人天天几十里山地走下来，按常理是催命的消耗，可在极限状态下，身体会被逼出一套新的免疫平衡。第三条最要紧，也最容易被讲岔：不是“路治好了人”，而是能扛过这条路的人，本就是幸存者里体质和意志都格外硬的那一小撮。走得出来的病人是例外，不是规律，换一个人同样的路同样的病，多半是另一种结局。 她那年三十岁，正是一个病人自身储备还撑得住的年纪，到陕北后又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休整，北平疗养那一程补上了营养和静养的最后一块。这几条凑齐了，缺一样，结果都可能改写。 还有两点得摆正。一说“不治而愈”，严格讲并不等于痊愈。钙化不等于根除，被封住的菌只是休眠，一旦再劳累再亏虚，随时可能复燃。邓颖超后来活到八十八岁，肺上这笔旧账至死没真正翻篇，晚年呼吸系统的毛病一直跟着她。所以这个“愈”字，与其说是好了，不如说是被她的身体摁住了几十年。 再说她自己那句“不算长征时的红军女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