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没有伯爵：大仲马之父与拿破仑的黑人将军

2008年，法国球星利利安·图拉姆退役后，没有像大部分队友那样继续从事与足球有关的行业，而是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图拉姆基金会的口号是用教育来反对种族主义，他经常到中小学进行演讲。演讲中多次提到一位黑人共和国英雄托马-亚历山大·仲马（Thomas-Alexandre Dumas，1762年—1806年），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儿子和孙子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和小仲马，却不知道托马-亚历山大·仲马本人是一位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 托马-亚历山大·仲马1762年出生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圣多明各（今天的海地），1806年在法国维莱科特雷去世。仲马将军的人生经历可谓是法国从旧制度到大革命再到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历史缩影。在短暂的44年人生里，托马-亚历山大·仲马作为一个出生于法国殖民地的黑白混血儿来到法国本土，在法国革命前的社会中遭遇了诸多歧视和不公，而在法国大革命短短的四年里却从一名普通士兵成为一名统领五万多人的军团司令。作为一名优秀的骑兵将领，他曾经为新成立的共和国南征北战，打通了通往意大利的阿尔卑斯通道；后来又与拿破仑并肩作战，横扫意大利，远征埃及，两人从亲密合作到分道扬镳的过程令人唏嘘感慨，成为皇帝的拿破仑并没有对这位昔日的战友给以优待，本应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建功立业的仲马将军却被迫“退役”，在第一帝国最辉煌的时候英年早逝。 奥利维耶·皮查于1883年创作的托马-亚历山大·仲马的肖像画 一、 身世：黑奴母亲，贵族父亲 1762年3月25日，托马-亚历山大·仲马出生于圣多明各的热雷米，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安托万·达维是帕耶特里侯爵，而他的母亲玛丽-瑟赛特·仲马则是一名黑人奴隶。 在当时的法国殖民地，像仲马这样的黑白混血儿不在少数，根据1689年由路易十四颁布的《黑人法典》规定，“奴隶主与奴隶在结合时如果尚未婚配，并且同意遵守教会法律与该奴隶结婚……在此情形下，该奴隶将获得自由，其子女也将获得自由并成为合法婚生子”。（[美]汤姆·雷斯著，邱世超译：《黑伯爵》，北京：西苑出版社，2014年版，35页）在实际中，《黑人法典》中的这一规定根本无法实行，因为当时白人贵族与黑人奴隶的结合几乎都是私下进行的，不需要也没必要获得合法的证明。尽管后来大仲马曾花大力气寻找他祖父和祖母合法结婚的证明，最终也一无所获。黑白混血儿能否成为自由人和继承人完全取决于贵族父亲的意愿，除非父亲公开承认并且将混血儿带回法国，否则在法律上混血儿仍然是奴隶。在殖民地中，像仲马这样的混血儿是一种“事实上的自由人”，地位高于黑人奴隶，低于白人殖民者。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殖民地并不突出，但在以白人为主的法国本土，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成了仲马青年时期最大的困扰。 仲马的父亲来自于达维家族，在贵族数量众多的诺曼省，达维家族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家族。这个家族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伊桑巴尔·达维在诺曼底地区的贝尔维耶尔购买了一小块土地，后来他又在雷内维尔购买了一块封地，正是这块封地让他获得了贵族身份。但是他的贵族身份是有争议的，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王权衰落，达维没有从国王那里获得书面的贵族证明，而是根据当地习惯获得贵族身份的（根据诺曼底当地习俗，如果祖孙三代人都像贵族那样依靠领地地租生活，那么他们就会被视作是贵族的一员）。像达维这样的贵族被称为“刚够资格的贵族”（noblesse d’agrégation），他们既没有国王颁发的贵族证明，也没有任何通过贵族身份获得的官职。 在16世纪，达维家族通过苦心经营，获得了额外的土地和头衔，并且通过联姻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皮埃尔·达维通过联姻继承了帕耶特里的地产，并且获得了帕耶特里侯爵的称号，家族也因此改名为达维·德拉·帕耶特里。但到了仲马祖父弗朗索瓦这一代，达维家族家道中落。仲马的父亲安托万是家中的长子，他还有两个兄弟夏尔和路易。为了谋求出路，兄弟三人在16岁的时候先后参军，仲马的父亲和三叔路易都成为了炮兵军官，两人都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最后分别以中尉和上校的军衔退役。而仲马的二叔夏尔并没有显赫的战功，他跟随部队来到了圣多明各开拓殖民地，退役之后也就留在了那里。 1738年，夏尔与太子港的一位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女儿玛丽安娜结婚，她带来了一笔丰厚的嫁妆，包括一个蔗糖种植园、一栋房屋、多个马厩和奴隶，以及一个名叫基督山（Monte Christo）的码头。夏尔在一夜之间成了富人，或许是得到了弟弟的邀请，刚刚从军中退役的安托万也在这一年来到了圣多明各与他一起生活。兄弟二人共同生活了十年，但是在这期间两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最后安托万不辞而别，拿着自己的财产在偏僻的热雷米买下了一个最便宜的烟草种植园，并且将自己改名为安托万·德里斯。 仲马的母亲当时是他父亲家中的仆人，两人生育